中國工程院院士王堅在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臺州峰會上的主旨演講中指出，在數字化時代，城市治理的方式將徹底改變。以下為演講主要內容。

          講電氣化，一定會提到電。無論是電的發明、發電機的發明還是燈泡的發明，都是在歐洲完成的。但是，歷史上真正意義上的電氣化，是在美國完成的。

          數字化可能也會有一段類似的歷史經歷。我們今天看到的一些數字產品，都不是在中國率先出現的。但是我相信，人類歷史上真正意義上的數字化將會在中國完成。這對我們來說是一次千載難逢的機會。

          談到數字化，大家可能會想到經常被掛在嘴邊的“數字經濟”這個詞。幾年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第一次提到數字經濟的時候，這個詞前面有一個定語。恰恰是這個定語，成了中國數字經濟與歐洲數字經濟之間的一道分水嶺，這也是中國創新的地方。

          這個定語是什么？就是“以數據為關鍵要素”。以數據為關鍵要素，是中國數字經濟的特色，也是與其他國家數字經濟的區別。

          比如，我們為什么要提出“城市大腦”這個概念。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每個城市的版圖都在迅速擴大，有的甚至擴大了10倍以上。一個城市的發展是需要資源的，這些資源又是有一定限度的，比如水資源、土地資源都是受限的。城市大腦背后的邏輯，就是在其他資源受限的條件下，如何使新的資源———數據資源成為未來城市發展的新動能。

          從數字經濟這個概念到“最多跑一次”的舉措，再到城市大腦，其實是在不同層面上、不同領域里提出了不同的問題，但是有一個共同的東西把它們關聯了起來，那就是數據。以數據為關鍵要素的數字經濟和以數據為中心的云計算，意味著我們來到了一個新的時代。

          我們常常掛在嘴邊的數據，可能此“數據”并非彼“數據”。有一次，我接待了一個企業家代表團，他們也都想使用大數據。我和他們聊了一會兒，發現他們講的大數據其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大數據。他們所說的大數據，是老板有一個想法，然后讓員工用數據證明他的想法是對的。

          而實際上，大數據是要用數據來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我們之所以提出“城市大腦”這個概念，正是因為它讓我們換了一個視角，重新看待這個世界，重新看待事物。這是大數據帶給我們的最重要的意義。

          我舉一個例子。城市的發展其實非常受限，有一個全世界都面臨的共同問題，那就是城市交通問題。為此，有些城市不得不采取限行、限購的措施。這個問題應該怎樣解決呢？

          要解決一個城市的交通擁堵問題，首先要知道一個城市的機動車保有量與交通擁堵到底有沒有直接聯系。這個問題的答案并沒有那么簡單。

          比機動車保有量更關鍵的一個數據，是機動車在途量。我當初在杭州第一次做調研的時候，問了交警一個問題：每天24小時，這個城市每時每刻路上到底有多少車？我發現，這個問題不但杭州交警說不出來，全世界的交警都回答不出來。

          我們運用了很多技術，花了很多時間，終于把杭州的機動車在途量大致搞清楚了。這個結果很是讓人吃驚。

          杭州的機動車保有量大概是300萬輛。大家猜一猜，平時不堵車的時候，路上大概有多少車？高峰時段堵車的時候，又有多少車？我曾經問過兩個國有汽車企業的董事長這兩個數字，他們根據經驗作出了推論，聽起來很有道理。他們說，根據“二八原則”，平時道路上大約有20%的車，高峰的時候道路上有80%的車。如果用總量300萬輛算一下，也就是說，平時路上是60萬輛車，高峰時段路上是240萬輛車。

          但真實的情況是這樣嗎？根據我們的大數據顯示，像杭州這樣的大城市，平時不堵車的時候，路上只有20萬輛車；高峰時段堵得水泄不通的時候，其實路上也只有30萬輛車，只多出了10萬輛車。

          這個數字出來后令人大吃一驚。

          去年上半年疫情暴發的時候，我去另外兩個省會城市算了一下在途車輛。其中一個省會城市的機動車保有量和杭州差不多，高峰時段路上的車輛大概也是10%。另一個省會城市相對小一點，機動車保有量只有杭州的一半，但擁堵的時候路上的車也只占10%。

          這些出人意料的數據，使我們不得不重新看待城市交通。而城市大腦要做的事情，就是希望通過城市數字化，使城市的發展跨上一個新的臺階。

          我們過去完成了電氣化，才有了以電力為基礎的經濟。而今天，我們只有完成了城市數字化，完成了數字轉型，才能真正實現數字經濟的飛躍。10年或20年以后，我們完成了城市數字化，真正的數字經濟的時代就會到來

          當引入數據這個要素以后，我們可能就會重新思考應該怎樣去高質量地發展。我認為，所謂高質量發展，就是用更少的資源，來達到更高速度、更大規模的發展。

          2019年底，我到英國倫敦參加一個國際會議，需要介紹一下中國城市大腦這個項目。于是，我就想找一個大家比較熟悉的例子來說明這件事情。那天，我在倫敦街頭散步，拍了一張照片，正好可以用來說明問題。

          照片的兩邊，分別放了不同數量的汽油桶，就是那種吉普車上用的小汽油桶。一邊是2個汽油桶，上面寫著：在埃塞俄比亞，每個家庭每天需要用2桶水；另一邊放了17個汽油桶：在英國，每個家庭每天需要17桶水。

          在會議上，我指出，城市大腦要問的問題，正是以前我們都沒有問過的問題。比如，對一個家庭而言，究竟需要幾桶水才夠用？是2桶、4桶，還是6桶？如果6桶水就夠了，那么顯然，每天用17桶水是一種浪費，也是一種沒有社會責任感的表現。

          到底需要多少資源才能支撐一個城市的發展？我們今天沒有辦法回答這個問題，但城市數字化就試圖回答這個問題。

          回到城市交通的問題上。剛才說到，杭州多了10萬輛車就堵車了。大數據顯示，路上有25萬輛車的時候，杭州街頭并不堵車；而超過25萬直至30萬輛車的時候，街上逐漸擁堵。杭州有近2000公里的市政道路，在2000公里的道路上多了5萬輛車，就把城市交通搞垮了。由此可見，城市交通的運營效率之低，是遠遠超出我們想象的。而城市的數字化，就是要在所有資源已經用到極致的情況下，通過利用好數據資源，讓城市交通狀況重新好轉。

          當年羅馬把馬引入城市，從而使人類社會進入了馬力時代；后來，紐約把電引入城市，又使我們進入了電力時代；而未來，算力一定會成為一個城市發展最關鍵的要素。你消耗掉的每一個資源，都會被認真地計算過，這可能會改變我們對所有事情的認知。

          我們在研發城市大腦的時候，一直在琢磨一件事情：我們講了那么多年的智慧城市，為什么沒有建成我們想要的那種樣子？

          現在講智慧城市，就會講到智慧街區、智慧樓宇、智慧門禁，甚至智慧公共廁所。有的人以為在一些事物前面加了“智慧”兩個字，就能讓城市變得智慧，但他們恰恰沒有搞清楚智慧城市到底是要解決什么問題。

          還是以城市交通為例。我去調查了杭州的很多停車場。這些停車場都是所謂的智慧停車場，但其實它們并不“智慧”，它們和普通的停車場沒有什么區別，只是多了一個掃碼支付而已。而且，正是因為多了掃碼支付這個步驟，只要有一輛車在付錢時被“卡”住了，就會導致后面排起長隊。

          其實，大家有沒有想過：為什么車一定要把錢扣掉之后才能離開停車場呢？如果改變一下思維方式，實行“先離場，后付費”，不是能大大提高效率嗎？可能從來沒有人認真地想過停車場的效率問題，也沒有人認真算過這會造成多大的浪費。但是，一個小小的舉措，就徹底解決了問題。從數字化這個角度來講，它不是花錢把事情做得更好，而是完全改變了城市治理的方式。

          從我的親身經歷中，我得出一個結論：在數字時代，城市發展一定要有一個完全不一樣的發展觀。新的技術將徹底改變原來大家都習以為常的事情，而不是僅僅做做表面文章。

          最后我想講的是，一個城市進行數字化建設的時候，至少要有三個方面的考慮。

          第一，應該像規劃土地資源一樣，來規劃城市的數據資源。

          今天我們說的城市發展，大多數是指空間上的發展。但是未來，這個世界會發生很大的變化，數據資源會在城市發展中占據重要地位，所以我說，要像規劃土地資源一樣來規劃數據資源。

          第二，當花在數據處理上的錢和花在垃圾處理上的錢一樣多的時候，這個城市一定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現在，我們確實花了很多錢買計算機，買各種設備，但實際上，花在數據處理上的錢還是非常少的。所以說，一定要加大這方面的投入。

          第三，數字經濟的本質就是算力經濟，所以，一個城市應該像規劃電力供應一樣來規劃算力供應。

          如果這三點做不到，我覺得我們離數字經濟可能還會有很大的距離。

          根據這些年的觀察和經驗，我認為，如果一座城市的規模不變、需求不變，那么當它的數字化轉型完成以后，可能只需要10%的資源就可以支撐城市的發展。也就是說，在數字化時代，只需要10%的土地、水、電等資源，就足以讓我們的城市以現在的規模良性地發展下去。

          到那個時候，我們就能擁有更多的可能性，能夠利用剩余的90%的資源來搞創新，來做我們未來想做的事情。這是我的一個美好愿望。